乡土历史：平民的气质！

贫民的气质

 作者：书生阿龙（金城的一位媒体工作者） 

    公元1934年，农历甲戌年正月的一天，62岁的陇上书法巨擘陈国钧先生在靖远县城南关仔细欣赏一副春联，这副春联贴在他长女、我姥姥家的“街门”（院门）上。他边欣赏边啧啧称赞：“写得好，写得好！”随后，他回头问10岁的我母亲：“夏儿（我母亲乳名），这副对子是谁写的？”我母亲毕恭毕敬地回答：“是我大姐夫写的。”“哦，原来是‘温先生’啊！”陈老夫子惺惺相惜，“这个人很有才，可惜遭掉了！”说完，再浏览一遍门楹上的春联，这才向院中走去。

    被陈老夫子称作“温先生”的人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大姐的丈夫，他姓“张”不姓“温”，是本邑名贤张云锦的三儿子。

   张云锦（1855——1926），字絅堂，号小霞。少年潜心攻读，有鸿鹄之志。参加县考、府试、院试，皆中榜首，时人誉为“三大元”。1900年，清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云锦被推举为县议员，后当选甘肃省府议员，旋任省恣议局常驻议员。

     云锦幼承家训，研习书画，篆隶行草皆妙，尤精于草书。其绘画擅长山水，画作颇丰。著有《琴品》两章，整理编辑《晚香山房诗稿》、《友石斋杂文》、《考古博集》等，原稿多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然而，作为张云锦的第三个儿子，我的大姨夫“温先生”当年的境况似乎有些“辱没”张氏门庭。温良恭谦、才华横溢、书法精湛集于一身的“温先生”，除了温良恭谦的品性给他赢得一个“温先生”的雅号外，横溢的才华并没有带给他养家糊口的资本。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温先生”靠卖“干粮儿”（饼子）艰难地维持生计。每天晚上，“温先生”的夫人、我大姨发好几“二升盆”面；每日凌晨，“温先生”帮我大姨开始烙“干粮儿”；晨光熹微时，穿着一尘不染的粗布长衫的“温先生”挑着“干粮儿”担子上街叫卖；黄昏时分，“温先生”收了“干粮儿”担子迈着儒雅的步子回到清贫而温馨的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靖远县城的大街小巷里，人们都会看到清癯儒雅的“温先生”不卑不亢的身影。

“温先生”卖“干粮儿”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就像他做学问一样，踏踏实实、一丝不苟。至今，靖远县城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清晰地记起当年“温先生”卖“干粮儿”的情景：一根锃亮的柳木扁担，两只白布蒙着的箩筐，一位穿靛蓝粗布长衫的亲切随和的先生，悠扬而地道的靖远官话叫卖声。这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让芸芸百姓倍感温暖和幸福的风景。正是由于“温先生”独特的家庭背景，也正是由于他温良恭谦让的谦谦君子之风，才使得买他“干粮儿”的男女老少格外垂青、肃然起敬。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金圆券”极度贬值、物价飞涨得比暴雨后泛滥的黄河水还快。“温先生”赖以为生的卖“干粮儿”的小本生意很难维持生计，他变卖了少得可怜的家产，携我大姨一道赴兰州谋生。我尽管不了解他们刚到兰州时生活窘困的境况，但我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生活肯定充满辛酸。满腹经纶不能果腹，精美的书法作品在炮火纷飞的乱世绝对换不来一斗麦子。人生地不熟，投靠自己的弟弟对“温先生”来说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在靖远，张氏家族拥有强大实力之时，卖“干粮儿”为生的“温先生”哪怕生活再拮据，都从不张口求助于兄弟姊妹，更何况初来乍到兰州，不吃嗟来之食的他更不会向弟弟伸手。

“温先生”的胞弟张慎微，字子显，云锦四子。民国时期历任县长、专员、处长等职，曾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中心报》社长、省政府视察，授八级上校军衔。按理，我大姨夫“温先生”只要略一向弟弟开口求助，他和我大姨的境况肯定又是另一种成色。

（转帖者注：这张慎微，可是个大家，西北甘肃的近代史，都装在他脑子里。他著的《兰州春秋》，是了解中国民国历史的重要著作。）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中，“温先生”一介无业贫民与我大姨一位家庭妇女，一直艰难地生活在兰州市城关区。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靠“温先生”每日捡破烂儿换几个钱。

我第一次在兰州见“温先生”和我大姨是1970年10月14日。那一天，是我外甥陆晖满月前两天。按靖远人的风俗，男孩儿满月提前一天过。陆晖生于1970年9月16日，满月是10月16日，满月提前至10月15日过。10月14日，伺候完我大姐月子的我母亲带着6岁的我到中山林“温先生”家请他和我大姨参加我外甥陆晖的满月宴。

我母亲知道她大姐夫和大姐的日子过得紧困，提前为我外甥买好小衣服小被子等礼物，准备去“温先生”家时交给我大姨，第二天参加满月宴时再由我大姨送给我外甥。

“温先生”和我大姨当时住在“中山林”十字靠西北面的一处临街的十分简陋破敝的干打垒房中，具体位置就是今天兰州市检察院大门一侧。这间房坐西朝东，面积很小，不足10平米。由于空间十分狭窄，连支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温先生”就在靠西北的那个墙角“盘”（砌）了一个三角形的土炕。我第一眼看见那面三角形的炕时，惊讶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此前，我从未见过三角形的炕。此后至今，我也从未再见过三角形的炕。幸亏“温先生”和我大姨身材都较小，否则那面三角形的面积很小的炕容纳不下他们的身躯。

很逼仄的房子中让我惊诧的不仅是那面三角形的炕，还有它的窗明几净和整洁有序。三角形炕上铺着一块儿折成三角形的缀满不同颜色补丁的格子布床单，洗得干净得我都不好意思把沾了土的屁股往上坐。地上仅有的家具是一张榫卯处用角铁加固过的吃饭用的地桌和两只小板凳，尽管都没有油漆了，但擦得光可鉴人。桌子上摆着一只普通的玻璃花瓶，花瓶中插着一束菊花。花瓶锃亮，菊花怒放，让逼仄的蓬荜陡然生辉。仅有的一面窗户的下面放着一只纸箱子，纸箱子上面整整齐齐地摞着一叠写满了毛笔字的旧报纸。6岁的我不认识几个汉字，只看见最上面的一张报纸上写满了龙飞凤舞的字。现在想来，“温先生”写在报纸上的内容不是李太白的诗、就是辛稼轩的词或者是韩退之的美文，很有可能也是“温先生”自己作的《菊花诗》；尽管我当时不识书体，但今天我想肯定是张氏家传的行云流水、大气磅礴的草书。“二王”的洒脱奔放，怀素的恣意汪洋，必定蕴含其中，观之令人耳目一新、荡气回肠。

观察完狭窄的陋室，我开始观察“温先生”和我大姨的着装。“温先生”一身手工缝制的中式罩衣和裤子，灰的确良做的，剪裁很合体，针脚很细密，出自我大姨之手。罩衣和裤子的肘部、膝盖部都缝了补丁，罩衣的背部也有一块儿较大的补丁。补丁也是灰的确凉的，但明显比衣服和裤子的布新了许多，看样子补上的时间不会太久。我大姨着中式大襟子衣服、穿裤腰很深的中式女式裤子，颜色和“温先生”一样的灰色。肘、膝处同样补了补丁，与“温先生”不同的是，她甩到右面的大襟子上补了一块儿较大的补丁。同色的确良补丁的布也较新。“温先生”和我大姨的补丁衣服很平整，没有一丝褶皱，干净程度就像刚上身的新衣服。

我还准备继续观察，“温先生”和我大姨笑吟吟地围上来，“温先生”慈爱地摸我的头，我大姨轻柔地摸我的脸。我大姨一边摩挲着我的脸蛋一边对我妈说：“夏儿，时间过得真快，你的小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一看他的心疼摸样和乖爽样子，就知道将来肯定是个有大出息的好娃娃！”“温先生”不善言辞，从裤兜里不紧不慢地掏出方格子手绢包裹的一包东西递给我：“这是姨夫今儿早上才买的沙枣，很甜，赶快吃吧！”我没有接“温先生”递给我的沙枣，把手背在身后怯怯地往后退。我妈打小教导我，到别人家做客，千万不能随便接受人家送的东西。估计“温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妈道：“你给娃娃说，让娃娃拿上，到‘各（guo）家屋来’（自己家里）了，还‘谦辞’（客气）啥呢！”我妈发话了：“你大姨夫给，你就拿上。”我双手接过“温先生”重新递过来的那包沙枣，眼前又是一亮：非常干净的方格子手绢包裹着红透了的沙枣，宛如画色彩时摆在台布上的静物，艺术得人不忍品尝。

“温先生”给我递沙枣时，我刻意观察了他的手，那是一双十指修长而白皙绵软的手，根本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拾荒者肮脏粗糙的手。

我大姨拉着我妈的双手坐在她家三角形的炕沿儿上“扯心思寞”（拉家常），“温先生”围坐在地桌旁关切地问我识不识字、会不会简单的算术等问题。望着“温先生”循循善诱的神情，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位文雅得体、落落大方的传道授业的老教授的形象。此刻，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他跟“破烂儿”、“垃圾”等“脏肮”（肮脏）的字眼儿联系起来。而他又的的确确每天都和破烂儿、垃圾打交道并以此维持生计。二十多年后，我在兰州城关区、安宁区的好几个垃圾场做深度采访时，接触到一群群蓬头垢面、浑身臭气熏天的拾荒者，跟当年一尘不染、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温先生”有天壤之别。

无论是拉着我妈手“扯心思寞”的我大姨还是关切地询问我的“温先生”，他俩的举止和语言都豁达大度、自然自信，绝无一丝局促和卑微。

我妈把特意给我大姨准备的送给我外甥的礼物拿出来了，一套在商店买的小衣服、一块儿小棉线毯子。可我大姨一再婉谢，她从三角形炕上的枕头背后拿出“各家”手工缝制的中式和尚领的“尕裹凸儿”（小棉衣）、棉“脚蹬裤裤儿”（一种连脚的背带儿裤）和一件大红碎花的棉斗篷。我大姨对我妈说：“我早就给娃（我外甥）做（zou）好了，这是咱们靖远人的‘老下（ha）数’（老规矩），你把你买下的拿回去叫娃用去。”我妈拗不过我大姨，只好将买的礼物收起来。我妈拿出10块钱，往我大姨手里塞：“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给我大姐夫买点儿茶叶吧！”我大姨仍很坚决地婉谢，她一再强调“温先生”早已戒了茶瘾。面对如此“干性”（干脆）的姐姐，她只好不再坚持。但那天我妈临离开前，把那10块钱偷偷塞到了我大姨家的枕头底下。

那天上午，秋日明丽的阳光透过我大姨家仅有的一面小窗户和敞开的门照进整洁明亮的蜗居中，听着两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亲切的乡音，我周身温暖无比，我心中充满了阳光。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每当我路过当年“温先生”和我大姨住的那间蜗居的旧址时，我都竭力搜寻当年那温暖的阳光和亲切的乡音。十分可惜，温暖的阳光早已被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林立的怪物遮蔽，亲切的乡音更是无处聆听。都市的嘈杂，浮躁的人心，早已湮没了太多的温情，我只能伫立在清风朗月之中回忆往昔美好时光。

10月15日中午，我外甥陆晖满月仪式在那幢位于东方红广场东侧的灰砖筒子楼的我大姐家举行。上午十点多，“温先生”和我大姨就赶来了。他们夫妇一改前一天我在中山林他们家见他们时的着装，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亲朋面前：“温先生”一身崭新的灰咔叽布中山装熨得“展展刮刮”（平平整整），我大姨一身簇新的中式对襟灰的确良罩衣和裤子；“温先生”的背头梳得齐齐整整、没有一丝乱发，我大姨一个传统的“笆笆儿头”（后脑梳发髻的发式）梳得“光光点点”（很光滑）。他们的这身行头和打扮，恰似老干部携夫人赴一场盛大的宴会，又酷类老教授携夫人出席一次隆重的学术交流会。在座的亲朋都把崇敬和羡慕的目光纷纷投向这对雅致而大方的老夫妇。

席间，“温先生”和我大姨一举手、一投足都兀显一种大户人家文明优雅的风范。秉箸夹菜，绝无碎筷、乱筷；品菜、吃饭绝不拖泥带水，利落文明。我大姨吃第一口臊子面时，细嚼慢咽，回味一番后对我妈说：“夏儿，我就知道臊子汤是你汆的，味道和妈那会儿汆的一模一样，香而不腻。还有‘前场碟子’（凉菜拼盘）和四个凉菜碟子，都是妈那会儿的‘老下数’，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听了我大姨的夸赞，我妈赶紧接过话茬：“大姐，你过奖了，我的这一点儿尕本事，还不是那会儿妈和你们几个姐姐手把手地教会的，比起妈和你们，我差远了！”“可惜那会儿妈教给咱们的许多好手艺现在都快失传了！”我大姨感慨道，“夏儿，你记得不？当年妈每年正月请外爷和爸的朋友来咱们家吃饭，做的菜那才叫精细啊！‘在’（现在）不要说没有当年那么多的料，就是有，我们也做不出妈当年那种色香味齐备的菜啊！我们的娃娃，连见都没见过，更不要做了！”

满月宴毕，“温先生”、我大姨与我妈、我大姐夫、我大姐寒暄了一会儿后起身告辞。我妈一再挽留，“温先生”幽默地对我妈说：“我下午还要‘上班’呢，耽搁不得，你们慢慢喧吧，过两天我和你姐再来看你和娃娃们。”临出门，我大姨将一只纸盒子递给我说：“龙龙（我乳名），昨天你到大姨家，大姨没有准备礼物给你，今天大姨给你补上，大姨给你买了一个玩具。”我妈和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大姨以一种很巧妙的不让我妈尴尬的方式“还了”我妈昨天给她的那10块钱的情。那一刻，我妈的眼眶霎时就湿了......

两个单薄的背影迈着优雅的步子，渐渐远离了我们伫立目送的视线。

这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温先生”和我大姨。

改革开放后，我大姐夫当了兰州市服装鞋帽公司的副经理。那时，“温先生”和我大姨仍住在中山林那间逼仄而整洁的陋室中，“温先生”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捡破烂儿。当我大姐夫得知“温先生”常去中山林附近的兰州服装厂门口的垃圾台捡倒出来的碎布屑的消息后，就刻意给兰州被服厂的有关人士说，让他们倒碎布屑时适当地倒出一些没有用的较大的碎布头。兰州服装厂的人遵嘱办了，但没想到“温先生”把捡到的较大的布头捋得平平整整、摞成一摞，又送交服装厂。他对服装厂的接收布头的同志说：“这是公家有用的布，我不能随便拿回家；那样的话，我跟贼有什么两样！”

兰州服装厂的同志对我大姐夫讲了这件事后，我大姐夫感喟道：“君子之风，令人钦佩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温先生”和我大姨在兰州中山林那间蜗居中先后无疾而终。他们平生没有子嗣，他们远在宁夏工作的养子安葬了他们。

往事如烟，红尘滚滚，正是“温先生”和我大姨这种“贫贱不能移”的高贵的平民气质，伴随并激励着我坚定不移、永不言悔地前行在坎坷的人生苦旅上并永远感念平淡而美好的生活。

               （于金城无用斋）